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热依达

“他是孩子们的‘脐带爸爸’。”

“巴尔鲁克山上没人不认识他。”

“草原上的花儿有多少，他做的好事就有多少。”

“他把大半辈子的温情，都留给了草原上的牧民。”

……

这些质朴的话语，是裕民县牧民们对吾哈斯·苏来曼最真切的评价。群山连绵，牧草枯荣，寒暑更替，这位牧区医生骑着骏马、背着药箱，踏遍了裕民县每一片牧场，守护着一代又一代牧区群众的生命健康。

7月1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灯光璀璨，吾哈斯·苏来曼胸前的“七一勋章”熠熠生辉。

记者问他，多年守在牧区，为什么？

“牧民更需要我。”

寥寥6个字，是这位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用半个世纪写下的答案。

牧民到哪里他跟到哪里

早年的巴尔鲁克山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牧民居住分散，山路崎岖难行。牧区医疗资源极度匮乏，没有固定诊室，没有急救车辆，一旦遇上产妇难产、突发急病，牧民求医困难，只能默默煎熬。

1955年出生于裕民县阿勒腾也木勒乡白布谢村的吾哈斯·苏来曼，目睹了乡亲们一次次被病痛折磨的模样。

吾哈斯·苏来曼第一次知道“医生”两个字的分量，是因为他的叔叔。

吾哈斯·苏来曼的叔叔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每天背着药箱走村串户。每次出诊回来，都累得不想说话，但眼睛里充满了光。病人的病好了，家属就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往叔叔手里塞，一把奶疙瘩，一碗热奶茶，并不停地说“谢谢”。

如今，吾哈斯·苏来曼依旧清晰地记得叔叔当年的叮嘱：“你当医生吧！医生是永不落幕的职业。人都会生病，都需要医生。”

1969年，吾哈斯·苏来曼开始跟叔叔学量血压、用听诊器。1973年，他前往塔城地区卫校学习。1975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裕民县牧业医院。

上班的第一天，医院领导询问吾哈斯·苏来曼的意见，在县城工作还是去牧区医疗点？

“去牧区吧！那里的人更需要医生。”

吾哈斯·苏来曼当然知道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牧民逐水草而居，每年转场几百公里。一场大雪封山，人和外面的世界就断了联系。生了病，能不能活，全看命。

1975年9月，吾哈斯·苏来曼来到位于巴尔鲁克山冬牧场的裕民县牧业医院牧区医疗点，这里只有3间木板房——一间放药，一间手术，一间睡觉。

拿着医院院长亲手递给他的第一个木制药箱，吾哈斯·苏来曼开启了他的马背行医之路。

巴尔鲁克山冬牧场距离县城260多公里。当时，方圆六七十公里内，1万多名牧民都指望着这个牧区医疗点的医生。医疗点有4位医生，就属吾哈斯·苏来曼巡诊最勤快。他骑着马，走遍一片又一片草场，走进一顶又一顶毡房，牧民转场到哪里，他的诊疗服务就跟进到哪里。随时打开药箱，随处都是临时诊所。

草原四季，行路都难。春天遍地泥泞，马匹难以迈步，吾哈斯·苏来曼只能下马徒步，泥浆没过脚踝；夏天蚊虫肆虐，漫天飞虫扑面而来，呼吸间都会吸入蚊虫；秋日大风呼啸，狂风吹得马都站不稳；最苦的是寒冬，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他裹着厚重的羊皮大衣伏在马背上，人与马呼出的白气交织在一起，眉眼结满冰碴，双手冻得僵硬，缰绳都握不紧。

独行深山，凶险常伴。巡诊的夜里，吾哈斯·苏来曼不止一次遇见狼群。漆黑的草原上，野狼幽绿的眼睛格外醒目。他只能挥动马鞭、点燃明火驱赶野兽。

“当时，我心里只想着赶路救人，根本顾不上害怕。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后怕。”吾哈斯·苏来曼说起过往险境，语气平静且淡然。

牧民停留时间最长的就数冬牧场，每年9月底，牧民赶着牛羊前往冬牧场越冬，次年4月才返程。同科室的医生，到了轮换时间都会下山休整，唯有吾哈斯·苏来曼主动留守冬牧场，一待就是整个寒冬。

山里牧民没有不知道他的

在那个年代，牧区医疗条件有限，接生助产是牧区医生绕不开的工作，也是最考验医术与应变能力的时候。

1986年3月18日，库鲁斯台草原暴雪。夜里，有人骑马找到医疗点，说孕妇夏拉帕提·屯哈孜羊水已经破了3天，孩子生不下来。

十几里路，雪没过马腿，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吾哈斯·苏来曼赶到毡房时，产妇夏拉帕提已经没了力气，脸色苍白。

吾哈斯·苏来曼打开药箱，消毒、戴手套、查体——情况危急：胎儿胎位不正，一条腿已经娩出。

毡房里生着牛粪炉子，火光忽明忽暗。吾哈斯·苏来曼跪在地上，匆匆把卷了边的课本翻开，看着图示，然后把孩子的腿轻轻送回宫腔，一点一点把头位调正。

“孩子出来了，但没有呼吸。”吾哈斯·苏来曼回忆，当时，他心里是慌的。

产妇用尽力气抬起身子看了一眼，眼泪就流了下来，她以为孩子没了。

“应该是呛羊水了。”吾哈斯·苏来曼弯下腰，把嘴贴在孩子嘴上，一口一口往外吸，吸了三四口后，把孩子倒过来，照着屁股拍了两下。

“哇”的一声，那孩子的哭声，在风雪夜里比什么都响亮。

这是吾哈斯·苏来曼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此后40年里，吾哈斯·苏来曼接生了3200多个孩子。这些孩子都叫他“脐带爸爸”。

“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叫，心里暖了好一阵。”吾哈斯·苏来曼说。

裕民县江格斯乡阿克铁克切村村民开凯西·沃尔孜哈力说，在巴尔鲁克山，没有哪个牧民不知道吾哈斯·苏来曼。

“他看病有个习惯，不是看完就算了。一个病人，一直随访，一直叮嘱，哪怕治好了，他也会不定期复查。一件事不做到头，他不放下。”开凯西的癫痫就是吾哈斯·苏来曼治好的，“如果不是他，我活不到今天，也享受不到如今这样幸福的生活。”

早年，牧民常年放牧，手里没有现金，医药费大多赊账，等到牛羊出栏再统一结算。吾哈斯·苏来曼每次巡诊都会备好药品，看完病记在账本上，却从不主动上门催账。时间久了，有些账他忘了，也从不追问。“牧民的日子本来就不容易，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没必要计较。”谈及这些陈年欠账，他轻轻说了一句。

在岗行医期间，吾哈斯·苏来曼接诊救治各族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

1993年11月，吾哈斯·苏来曼加入中国共产党。

记者问他，入党意味着什么？

他答得直白又诚恳：“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共产党员哪有退休这一说

2015年，吾哈斯·苏来曼退休了。大家都觉得他该歇歇了，可没过多久，他又背上药箱出门了。

吾哈斯·苏来曼在社区找了一张桌子坐下，为居民量血压、听心肺、开药方。“共产党员哪有退休这一说？换个地方接着干。”有人追问，他都这么说。

早些年，吾哈斯·苏来曼的妻子那斯甫海霞·努尔哈森一个人撑着家。大儿子出生，他不在；小女儿发高烧，妻子背着去医院看病；母亲身患重病，也是妻子在伺候。

那斯甫海霞在裕民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实在撑不住了，上班开始迟到。领导问起，她如实说了家里情况，委屈的泪水流了下来。单位领导同情她：“正好单位也缺人，可以把吾哈斯·苏来曼调回来。”

这让那斯甫海霞高兴了好几天。可吾哈斯·苏来曼从冬牧场下来后却急了：“我都干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让我把这件事干完呢？牧区是需要我的，我得上去！”

那些年，吾哈斯·苏来曼错过的远不止这些。父亲癌症去世，消息传到山上已是5天以后。哥哥离世时他也在牧区。

小女儿玛依拉·吾哈斯小时候盼着爸爸回家，就常看门口：“马在，爸爸回来了；马不在，爸爸走了。”她说，家长会、汇报演出、生日，父亲一次也没有参加过。

提起这些，吾哈斯·苏来曼只是叹了一口气：“没办法，回不来。”

从前放不下，退休了依然放不下。2019年，吾哈斯·苏来曼挂牌成立“吾哈斯健康服务室”；2021年把自家院子腾出来改造成“吾哈斯小院”，用行医的旧药箱、泛黄的巡诊记录、磨破的毡筒靴等，向前来参观学习的党员干部群众讲述边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变，讲述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

2023年，“吾哈斯健康惠民行”志愿服务项目启动，志愿服务队从几个人发展到350多人。

几十年雪路走下来，吾哈斯·苏来曼腿部的风湿性关节炎越来越重。但他还想去山上，让儿子开车带他到当年待过的医疗点看看。

玛依拉·吾哈斯说，父亲记得巴尔鲁克山的每一条路——那些路没有名字，草长出来，雪盖上去，路就变了，但他记得清清楚楚。

“没想过会获得这么高的荣誉。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普通医生，做了一辈子该做的事。牧区需要人，我去了。病人在那儿等着，我去了。就这么简单。”吾哈斯·苏来曼说，“只要还能走，我就去，牧民需要我。”

就如“吾哈斯小院”留言簿上所写的：“药箱磨破了皮，信仰却历久弥新。”20岁时许下的行医诺言，跨越半个世纪，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