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九年（1731年）盛夏一个闷热的夜晚，一骑快马撞破夜色，情报送到清军主帅傅尔丹手中：准噶尔主力骑兵正在博克托岭放马。兵贵神速，傅尔丹立即率万余精兵昼夜兼程，一日百里，直扑情报之地。

山谷太静了，静得只剩下马蹄踏碎溪水的回响。忽然，蜂群般的准噶尔伏兵从四面涌出，傅尔丹眼前一黑——他此时才意识到，从始至终，这个情报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此战史称“和通泊之战”，是清朝在鸦片战争前最惨痛的一次败仗。清军尸横遍野，京师八旗将士家中的白幡遮住了半个北京城的天。

消息传到吐鲁番，皮禅城（今鄯善县）阿奇木伯克额敏和卓正望着北方的地平线。和通泊的败绩像一记闷雷，滚过了整个西域。挟大胜之威的准噶尔马蹄更急，吐鲁番的维吾尔人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留下，还是东迁？

别故土：火焰山下的最后回望

吐鲁番是全国海拔最低的盆地，群山环抱中，滚烫的风常年吹过。这里本该是绝地，却有天山冰川融水渗进戈壁，滋养出甜蜜的葡萄和柔软的棉田。棉花、瓜果、桑蚕、谷麦，都在火焰山下倔强生长。吐鲁番四通八达，向北通往天山，向西串起绿洲，向东直抵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清廷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前沿。

清初，准噶尔人暴虐地统治着这片区域，吐鲁番人对其“切齿日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廷派大臣到吐鲁番招抚。额敏和卓与万千维吾尔人趁势挣脱枷锁，归附清朝。清廷也颇受鼓舞，决意以吐鲁番为西进平叛准噶尔之基，在此屯田驻兵。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万余名八旗绿营将士集结于此。

正当清廷大力经营西域之际，康熙帝驾崩，雍正帝新立。准噶尔趁机请和，清军大举东撤，只留部分士兵在吐鲁番屯田。额敏和卓选择坚守。他带领万千维吾尔人在吐鲁番屯田，供给清军粮草。雍正帝遥闻，降旨嘉奖。

雍正七年（1729年），再次叛乱的准噶尔军卷土重来，却不敢硬撼清军，只对兵力分散的吐鲁番百般骚扰。雍正九年（1731年），敌军围困鲁克沁城，额敏和卓率众登城，死守不退。待清军驰援到来，城中老幼男妇出城相迎，“欢声震地”。

解围战虽胜，但北线和通泊清军的惨败却让准噶尔势力大增。雍正帝深知吐鲁番人依附清朝，会被准噶尔记恨，将来难免遭其报复。而清军驰援千里，早已疲于奔命。再三权衡，朝廷决断：吐鲁番不可守，额敏和卓部众东迁瓜州（今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

雍正十年（1732年），硝烟未散，额敏和卓携万余人辞别故土，东行瓜州。

那是一支沉默的队伍——妇女怀抱孩童，男人回望火焰山的方向。万余人跟随清军的旗帜，走进茫茫戈壁。

踏荒原：八千人的河西新生

额敏和卓部众在哈密军屯区塔勒纳沁熬过寒冬，次年穿越噶顺大沙漠。黄沙吞没脚步，伤病带走性命，抵达瓜州时，万余人只剩8013名。

清朝早已备好5座大小不一的城堡，遗址至今犹在。为帮助自吐鲁番东迁部众安居乐业，自耕自食，土地、农具、粮种，无偿供给；免纳粮草，免除差役。最初几年，这些维吾尔群众借贷的口粮籽种，朝廷也多次豁免。

很快，八千石粮种落进黄土。这是瓜州当地政府划拨给这些维吾尔群众的麦种，也是他们新生活的希望。额敏和卓领着部众开渠引水，一条条水渠在荒原上蜿蜒，把疏勒河水送进干渴的田地。20多年间，他们在这里勤垦耕作，给各族百姓留下一片可以扎根的沃土。

额敏和卓的忠心，清廷看在眼里，设爵以待，特封为“札萨克辅国公”。乾隆十九年（1754年），瓜州正式设立札萨克旗，15个佐领管理内迁的维吾尔人，制度一如蒙古旗制，既是信任，也是承诺。

吐鲁番人东迁的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准噶尔企图拖垮清军的算盘落了空，掠夺资源的通道被切断。而更重要的是，那些在河西走廊安家的人们，用20多年的耕耘告诉天山南北：这不是退却，是另一种生根。后来，更多被准噶尔掳掠的维吾尔人冲破阻拦，逃向内地，正是因为他们听说了瓜州的故事。

一粒种子落地，千万粒随风而起。额敏和卓带走的不只是一万余口百姓，而是把吐鲁番的根须扎进了中原的土地。待到春风再度玉门关，这片土地早已为他备好了归程，也备好了更辽阔的大一统山河。

返故乡：白发郡王的圆梦之旅

乾隆十九年（1754年），清军西征准噶尔，次年平定叛乱。额敏和卓率部属壮丁随征，沿途招抚维吾尔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闰九月起，东迁的部众开始返回吐鲁番，此时距他们离开已经24年了。

24年，够一个婴儿长成壮年，够一片荒地长出万亩良田，这支漂泊的部众，也终于听到了乡音的召唤。当年辞别的故土，如今“庐舍荡析”，但田土还在。乾隆皇帝念及他们“久居内地，颇知法纪”，准其西归，为吐鲁番民众之表率。

东迁瓜州的吐鲁番百姓启程时，人口已比当年大大增长。过去离乡的稚子，如今已为人父母，牵着自己的孩子，踏上西行之路。

回到吐鲁番后，年过花甲的额敏和卓并未停歇。他受封参赞大臣，率部远征伊犁，平定准噶尔；北疆平定后，又随军进讨大小和卓。库车城下，他冲锋陷阵，身先士卒，负伤不退。叶尔羌之役，他与将军兆惠被围三月，以少胜多，坚守待援。战后，晋封郡王，赏双眼孔雀翎、红宝石顶、四团龙服——那是清朝对功臣的最高礼遇。乾隆帝命紫光阁绘其像，亲题赞词：“吐鲁番族，早年归正，命赞军务，以识回性；知无不言，言无不宜，其心匪石，不可转移。”

战事平定后，额敏和卓留守叶尔羌，安置流民，兴修水利，开荒征税。70岁那年，乌什生变，他闻讯请缨，携二子奔赴前线。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他入京朝觐，被赐予“乾清门行走”的待遇。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病故于吐鲁番，享年83岁。

戈壁的风还在吹。这个从吐鲁番走来、在瓜州扎根、又回到吐鲁番的老人，用一生走完了一个圆。他带回的不只是维吾尔部众，还有20余年在中原习得的法纪与农技，有对大一统质朴认同，有“其心匪石”的忠诚。

重病期间，乾隆帝派人慰问、赏寄物品，令额敏和卓感动不已。额敏和卓捐资七千两白银，命次子苏莱曼建塔以感念皇恩，后世称其“苏公塔”。200余年过去，这座新疆现存最大的古塔依然矗立在吐鲁番东郊。黄土夯筑的塔身沉默如山，塔身的纹饰里，藏着戈壁的风、瓜州的月，以及一个家族对中原的眷恋。

额敏和卓病故后，忠诚的血脉仍在延续。他那些在瓜州长大的子孙们，先后受命执掌喀什噶尔、治理伊犁回屯。伊犁河畔，他们率众屯垦，岁纳粮10万石，用汗水喂养着一支保家卫国的大军，也用一生践行着先祖的归附之诺。

一座塔，几代人，百余年光阴。二百余年长风从塔身掠过，月光还是当年的月光。苏公塔无言，只是站在那里，望着来路，也望着归途。

那些从瓜州走出的维吾尔子弟，把中原习得的农技播撒在天山南北。他们的故事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在书斋里构建的，而是在屯田的渠水边、在守城的烽燧下、在代代相传的忠诚里形成的。

作者： 牛海桢 迪亚尔·玉苏甫江 |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