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4岁的梁平均和雷鸿章老两口是同事，现住在同一个家属院。据梁平均回忆，在那个年代，每个家庭的贫富状况相差不大，孩子多的家庭负担就重一些，孩子少的家庭生活条件就好一些。每逢春节相互到亲友家拜年，如果孩子们看到糖果盘里有大白兔奶糖，都会眼馋。

　　有一年春节，有亲友到梁平均家拜年，他从果盘里随便拿了五六颗糖分给亲友的3个孩子，却发现有两个孩子一直盯着另一个孩子，仔细一看才明白，是自己没注意一下给了那个孩子两颗大白兔奶糖，而另两个孩子都是本地奶糖和“古巴糖”。他一边逗着那两个孩子说“她是妹妹，你们应该把好吃的让给妹妹才对”，同时又在果盘里找到两颗大白兔，给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每人一颗才算解决了尴尬。

　　“没办法，物资匮乏呀，那个时候像大白兔这样好吃的糖就是少。”梁平均说。

　　这样的趣事还有很多。郝鲜芝记得，1975年春节前夕，家里宽裕了一些，就多买了些大白兔奶糖。大年初二这天，她在果盘里放了至少25颗大白兔奶糖，想着好好招待客人。

　　当天，亲友带了五六个孩子来拜年，孩子们平均1人吃了不到两颗，还有十几颗在盘子里。当亲友们离开时，他们送出门，前后不到一刻钟时间，再回到家后发现，果盘里的大白兔奶糖全都进了3个儿子的肚子。丈夫雷鸿章知道后，把3个儿子“美美地捶了一顿”。

　　之后的好多年春节，一提起这件事，雷鸿章就对儿子们说：“你们小时候为了吃糖挨过我的揍，现在糖果种类这么多，却不见你们动手了，是不是那次把你们打怕了。”一席话引得全家哈哈大笑。

　　记忆风貌：为偷吃糖蹭伤胳膊挨了打

　　今年51岁的何义曾是乌市百货经营部工作人员，在他的记忆里，上世纪70年代，很多年里，只有春节家里才有糖吃，还多是有些发苦的“古巴糖”。

　　1975年春节，父母托人买了点大白兔奶糖，掺在其他糖果里，平时就锁在写字台的柜子里。11岁的何义趁父母不在家，将柜子上面的抽屉抽出来，伸手进去抓大白兔，结果胳膊被抽屉格子里的木楔子挂了一个口子。但他忍着疼接着抓，几乎吃光了大白兔。虽然事后他把所有物品都归了原位，还是被父母发现，结果他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打。

　　今年50岁的穆绍萍记得，她第一次吃上大白兔奶糖应该是17岁，“是在参加亲戚的婚礼时吃到的。”穆绍萍说，小时候因为父母偏爱弟弟，好吃的糖都先给弟弟吃。现在提起这些事，早已不喜欢吃糖的弟弟总说：“看看现在糖果的种类多得都数不清，那个时候的糖和现在就没法比。放到现在，大白兔奶糖也不算稀罕的呀。”

　　记忆背景

　　公开资料显示，“大白兔”奶糖最早产自1943年创办于上海的爱皮西糖果厂。当时上海一名商人在英国吃到一种牛奶糖觉得味道不错，回国后便开始仿制。起初采用红色米老鼠图案，称为“ABC米老鼠糖”。这个商标使用了六七年后，随着企业在1950年收归国有，米老鼠图标改为白兔图标，“大白兔”由此诞生。

　　上世纪70年代物资匮乏，“制作‘大白兔’奶糖的工厂每天只能生产800公斤，依赖手工制作”。在新疆，许多人至今仍记得“七粒大白兔奶糖，等于一杯牛奶”的广告宣传，在那个时代，‘大白兔’是被当作营养食品来购买的，要买得排几个小时的长队，还限量。

　　改革开放后，昔日只能少数人享受的“贵族食品”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日益成为受人喜爱的大众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