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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尔扈特人的分布
 
作者: 张体先   发布时间: 2006-02-14 14:39:11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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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土尔扈特人在国内的分布

  国内的土尔扈特人大部分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部分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青海省,零星居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省、云南省、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土尔扈特人,他们是和鄂尔勒克所领牧民的后代,主要居住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其余居住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专区和塔城专区,还有的零星居住南疆北疆各地。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居住着原渥巴锡汗所领南路旧土尔扈特盟牧民的后代,主要分布在和静县、博湖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市,其它居住在州内各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土尔扈特人有4万多人(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古自治州志》第23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和静县近3万人,焉耆3千多人。博湖县2千多人,库尔勒市有2千多人,和静县的百分之八十的土尔扈特人从事畜牧业,其余从事农业、服务业等,焉耆回族自治县和博湖县的土尔扈特人主要是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牧业,库尔勒市的主要是政府公务员及他们的家属子女。农牧民仍然信仰藏传佛教,巴州的土尔扈特人仍然保持着注重子女教育的遗风,他们无论穷富都让子女达到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标准,如果子女考上高中、大学,都力争供其上学,有的农牧民实在家贫没有能力供子女上学,部落的人就互相帮助供其子女完成学业。他们的子女一般受教育程度都较高,如果那一个人不送子女上学,就要受到众人的谴责,甚至告到喇嘛和行政领导那儿,直至劝说命令劝说、命令送其子女士上学为止,巴州的土扈特人的女很少有文盲。

  生活在塔城地区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土尔扈特人是原策伯克多尔济所领北路旧土尔扈特盟牧民的后裔。主要居住在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其余居住在额敏县、裕民县和伊宁市,人口20000多人,大部从事畜牧业,少部分人从事出口贸易加工工业,主要以织毯、制革为主。由于离边境较近,比较注重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知识,对畜群注意引种改良,发挥杂交优势,使部落的畜牧业发展较快,并经常主动地和其它土尔扈特部落进行良种交流。1871年沙俄政府趁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时,入侵伊犁达10年之久,1881年2月24日中俄政府签订了《伊犁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伊犁居民可携带财产一年期限自由迁居俄国,前后据此款项7万伊犁居民胁迫迁入俄境。其不愿迁移者,鞭挞之至,哀号之声彻于四野。(《清廷外交史料》第15页,光绪朝,第三十二卷。)”其中北路土尔扈特盟居民被胁迫迁入俄境达千余人,后又多方设法全部返归了伊犁。

    生活在乌苏周围各县市的土尔扈特人,是原巴木巴尔所领的旧土尔扈特东路盟牧民的子孙。人口12000多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少数人从事农业种植业,比较注意虚心向其他民族学习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并积极推广机械化,他们种的地一般产量都较高。他们将庄稼的杆叶喂牛羊,使畜牧业又得到了发展,他们这种半农半牧的多种经营,促进了农牧业的共同发展。

  生活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土尔扈特人,是达什敦多克—默门图父子所领的旧土尔扈特西路盟牧民的后裔。人口6000多人,大部分人生活在精河县,主要从事畜牧业。博尔塔拉的土尔扈特人比较注重体育活动,每年春、夏、秋三季都要举行体育运动会,进行赛马、摔跤、射箭、舞剑比赛。他们的祖先在东归祖国前曾经是专门负责土尔扈特部落制造器具和武器的工匠,后代延延不绝,有许多能工巧匠。打造的土尔扈特蒙古小刀十分精美;制作的首饰、胸饰、手饰非常典雅;制造的马鞍、马蹬、宝剑既牢固又别致。

    生活在阿尔泰、塔城地区的土尔扈特人,主要是新土尔扈特盟郡王舍楞所领牧民的后代,人口约1万余人,以牧业为主,但捕鱼业有所发展。他们不但善于叉捕、捞捕、冰捕,而且还在赛里木湖、额尔齐斯河上驾船网捕。对于鱼类,不仅善捕,而且善养,往往一年几次定期撒食料,促使鱼类生长繁殖。采集业别有特点,他们采拾的香菇国内外闻名,是新疆香菇的集散地。

  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土尔扈特人,1698年徙牧于阿拉克山等处,以后定牧额济纳河两岸,归陕甘总督管辖,在额济纳草原游牧。抗日战争初期,阿拉善盟和硕特蒙古亲王达理札雅因是宣统皇帝溥仪叔叔载涛的女婿(乌兰少布著《从宁夏与阿拉善盟看近代内蒙古的省旗矛盾》第9页),国民党政府恐其投靠日本人,派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将达理札雅亲王关押软禁达6年之久(1938年2月—1944年3月)。“放回阿拉善盟之后,达理札雅亲王坚决不同意阿拉善盟归宁夏省管辖,而国民党政府却坚决支持马鸿逵,压迫蒙古人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代号一四一,档号1788。)”在内蒙古人民政权——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根据达理札雅亲王和盟内人民的自愿,愿意归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在阿拉善盟西北方,现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一个旗,有土尔扈特部落人2000多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少部分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仍然信仰藏传佛教。

    生活在青海的土尔扈特人,现仅4000余人,大部分人从事畜牧业生产,少部分人从事农业,大部分人讲汉语、蒙语、藏语3种语言,信仰藏传佛教。

  国内分布的土尔扈特人,约10万余人,大部分仍然从事畜牧业,但接近农区的,已多半从事农业,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高。

  第二节 移居青海的土尔扈特人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圆寂后,青藏统治者藏巴汗就下令不准转世。扎什伦布寺法台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凭着个人有高超学术和精湛的医术,医好藏巴汗的重病,取得了他的敬重。经罗桑却吉坚赞从中斡旋,才允许达赖喇嘛继续转世,五世达赖灵童虽然被认定了,但黄教格鲁派艰难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好转,西藏统治集团不仅不支持格鲁派,反而支持噶举派,而且还大批杀害和监禁格鲁派喇嘛。在上述情况下,格鲁派首领人物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和五世达赖强佐索南绕登,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商议决定,派使者赴卫拉特蒙古请求出兵援助。卫拉特蒙古和硕特的固始汗,土尔扈特的保兰阿噶勒琥和莽海、绰罗斯部的巴图尔珲台吉一致同意派联军去支援达赖和班禅活佛。这支联军以和硕特部落为主力,绰罗斯部为左翼,土尔扈特部为右翼,以固始汗为统帅,以巴图尔珲台吉为副统帅,以保兰阿噶勒琥和莽海为正副先行官。

  1635年冬,固始汗、巴图尔珲台吉、保兰阿噶勒琥和莽海一行扮做香客前往西藏朝佛,侦察虚实,了解行军路线。并在甘丹寺秘密会见了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和五世达赖强佐索南绕登,参加了扎什伦布寺的吉祥法会,固始汗接受了所赐予的“固始彻辰绰尔济”的称号(《蒙古源流》卷八。固始彻辰绰尔济,意为固实灌顶大王),赐予巴图尔珲台吉“额尔德尼”尊号,双方商定消灭反格鲁派势力的大计。

  明崇祯九年(1636年),卫拉特部进入青海,消灭了反格鲁派的却图汗,其部队陆续移牧于青海草原,第一批有和硕特部4000户、土尔扈特部落1000户,共约为两万人。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固始汗再扮香客入藏,五世达赖强佐索南绕登,在大昭寺为之举行吉祥法会,“赐予他丹增却杰丹波”(执教法王)名号。共同商定,先消灭反格鲁派的西康的白利土司,然后进军西藏,消灭藏巴汗及其势力。

  崇祯十二年(1639年),康巴藏族白利土司赖月多杰致信藏巴汗,约定次年共同举兵扑灭格鲁派。这封信半路上被格鲁派僧人截获并送交固始汗。早有准备的固始汗,立即发兵,以土尔扈特部子弟为先锋,当年5月,固始汗也到达康巴,“是年冬11月擒获白利土司赖月多杰并将其处死(黄颢译《青海史》《西北民族译丛》1983年,第3辑)。”

  崇祯十四年(1641年),固始汗佯为从康巴马尔康撤兵回青海,有意麻痹藏巴汗的警觉。然后出其不意,以土尔扈特为先锋,挥军入藏,把藏巴汗军队全部击溃,藏巴汗噶玛丹回旺被擒获处死。这次胜利开创了黄教历史的新纪元,并实现了青藏高原的统一,是年秋,游牧天山以北的和硕特和土尔扈特人大批迁居青海。和硕特部为15000户,土尔扈特为3000户,共约10万人。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青海和硕特台吉罗卜藏丹津“因人材亦优”,继承其父青海台吉中的总管王爵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去世,皇四子胤祯即位,改元雍正。在朝廷有重大变故之时,罗卜藏丹津自称“达赖珲台吉”;雍正元年(1723年),他又提出了“恢复先人霸业”(《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的口号,并举起了反清的旗帜。其原因是,新疆准噶尔部策旺阿喇布坦,妄图控制西藏,挟持达赖喇嘛以令众蒙古,并入侵西藏反清作乱。清朝康熙帝曾经向青海和硕特台吉们许诺:“谁取藏成功,将尔等之内中立汗”。但是,等到夺取西藏成功以后,清廷食言,将取藏功劳最大的罗卜藏丹津放在了无足轻重的小职位。他为藏王达孜巴求情免死,清政府不仅不给面子,反而将达孜巴光着膀子,反剪双手,押到拉萨河上一刀砍死。清廷对罗卜藏丹津戏剧性的嘲弄,使他失望之极,狼狈不堪,他认为清廷是个食言自肥,无道昏庸的朝廷,执意举兵反清。他的反清行动遭到其弟察罕丹津和土尔扈特部落莽海五世孙格尔勒图的异议,认为:“一是清廷现在正是强盛之时,不能和祖先固始汗时期明末清初满人羽毛未丰满之时相比,要反必败。二是清廷在青海地区有一定的民心和号召力,轻易起兵将会失去人心民心。三是战争将带给人民无尽的灾难。希望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察罕丹津和格尔勒图善意的劝说,被罗卜藏丹津认为是投降和叛变。他首先讨伐曾经并肩战斗的蒙古和硕特察罕丹津部和土尔扈特格尔勒图部。两部人民为力避侵害,逃到了清军大营。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清军出兵青海,进驻西宁,分兵进攻蒙古兵营。次年,清军攻下巴塘、理塘、黄胜关等,青海被清军控制。这年二月在乌兰布和尔战役中罗卜藏丹津大败,8万多反清人马被杀,近10万人被俘,其妹阿宝,其母阿尔太哈屯亦被俘获。罗卜藏丹津逃到准噶尔。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擒获罗卜藏丹津献俘京城,“诸臣皆赦免死(《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乾隆帝下旨:“准诸所奏,既往不咎,令住北京,不许擅出。”战争结束后,立即对各部蒙古实行众建少力,分而治之的方针。一是藏民再也不属于蒙部管辖,因清廷采取防蒙、限蒙的政策,在政治地位上藏民优于蒙民。二是土尔扈特部、绰罗斯部、辉特部、喀尔喀部,不再由和硕特台吉管辖,而是各部分另设台吉。和硕特丧失了总管王(珲台吉和八台吉的职权)。三是不必一姓居于一处,“于雍正三年实行划界编旗,将青海蒙古划分为29旗,其中土尔扈特4旗。(《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五)”

  南后旗,俗称角昂札萨克旗,在今祁连县。初编500户,2800多人,翁贵曾孙丹忠始封。

  西旗,俗称托里合札萨克旗,在今共和县。初编300户,2400多人,莽海五世孙格尔勒图始封。

  南前旗,俗称托日和札萨克旗,在今黄南藏族自治州,初编300户,2400多人,翁贵四世孙察罕拉布坦始封。

  南中旗,俗称永安札萨克旗,在今祁连县。初编600户,3200多人,翁罕后裔保兰阿噶勒琥曾孙索罗木拉布坦多尔济始封。虽经战乱,土尔扈特部因格尔勒图早期投奔清军,受害较少,原来近105万多人,编旗划地时还有102万多人,不能不说是格尔勒图之功。青海蒙古部编旗和新疆、内蒙古、宁夏不同之处在于,青海蒙古各部只编旗不设盟,各旗归各地办事大臣统辖。这是清廷为防青海蒙古再造乱,有于别省的分而治之方针。
人口日减,牧地日缩,社会日衰。

  从雍正三年(1725年)到道光三年(1824年)的百年间,青海蒙古族人民和青海藏族人民相比,藏族是人口日增,牲畜日多,社会日盛;而蒙古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牧畜日益减少。道光年间乞讨的青海蒙古人民在甘、宁、川、陕一带竟然有数万人。就是情况还算好一点的土尔扈特人乞讨的也有两千多人。他们生活无着沿边乞食,孱弱之极,月困日衰。其原因是:

  一、清政府弱蒙扶藏政策的严重后果。藏民抢夺蒙民牧地及牲畜,处理时扶藏或不予处理,致使蒙民无有牲畜,无有牧地,只好乞讨。如道光初年,黄南藏族九大部落渡河北牧,占住蒙古牧地抗不回巢。

  二、罗卜藏丹津事件后,蒙部人民元气大伤,青海蒙古经叛乱后走向衰落,经济衰败。虽然清廷在乾隆后扶蒙使之自存,并用武力防护蒙旗,保卫蒙旗,但清廷祖先扎下的根子已积重难返。

  三、蒙族内部社会矛盾日积,所谓“家不和有人欺”。战败了的青海蒙古有“墙倒众人推”之势,藏民不断抢劫蒙族的牲畜。《清史稿·谱部五》说:青海蒙古被藏民抢劫之案甚多,甚至南左中旗旗长札萨克被人枪杀,就连土尔扈特的两位王公也被人打成重伤。只有依托大邦,向清廷申诉,昔日的雄风连影子都不见了。“再加上各旗内上下离心,内讧蜂起,勾通藏民,抢劫其主,以至其主伤毙(《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五。))。”致以形成大规模抢劫蒙古成为青海一时之风,“有一次藏民抢劫六千余户,伤害男女两千多人((《清史稿》卷五二二,藩部五),”而清廷无法处理。

  由于战火而元气大伤的蒙族人民,至辛亥革命初期,蒙部人口仅两万多人,土尔扈特四旗人民不足4千人。青海著名的蒙古史学专家、青海民族学院教授芈一之曾说:“一个民族的人口如此直线下降,在我国历史上以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芈一之主编《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第19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不仅如此,青海蒙古的藏化及土尔扈特部藏化也十分惊人,其原因:

  一、清朝政府由于防蒙限蒙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严重破坏了蒙藏人民的团结与和睦的生活,致使大多数蒙民长期在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日益严重的环境中生存。不得不说以藏语为主的话,行文也以藏文为主,甚而穿衣也全部藏化,已经显现不出蒙古服装,只有住所是蒙古包才能稍有区别。虽然少数家族还有的说蒙语,也已是藏化蒙语,也已不行蒙文。例如土尔扈特部所在的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夏宗山处草原的十几户土尔扈特牧民,虽然全说蒙语,但是他们的蒙语也严重藏化了。

  二、驻牧环境的制约。在青海蒙民居住环境中,被藏民部所隔,青海藏民属多数,蒙民生活的厚度在很大的藏民部落包围之中。有的在历史长河中,“藏民部落内讧,弱小的部落归附了蒙民部落,使蒙古族内部又增加了藏族成分(假真主编《河南县志》第90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蒙藏人民互相交往,互相依存,为了适应这种处境,蒙古人民逐渐藏化。

  三、宗教倡导及影响。青海蒙民全民信奉藏传佛教黄教格鲁派。蒙民历史上多次选送本民族青少年入寺为僧,例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塔尔寺扩建时,察罕丹津一次就选送300名蒙古族青年入寺为僧,仅土尔扈特部就有100名青年。入寺为僧必须学经,并先学藏文和藏语,必然推动藏文藏语的运用和学习。

  四、民族上层的倡导。蒙部人民进驻青海后,民族上层接触藏族人民,因而接受藏族的文化风俗。早在乾隆年间,各部蒙古王公从西藏请了几百名藏文学者。或从事王府文职官员,或从事藏文教学,或从事蒙藏文的翻译。而王公们又派出大批青年学藏文,学藏医,有许多蒙古族青年都成藏文化的学者。辛亥革命时期如南中旗著名的土尔扈特部医生那不奇勒,就是一名蒙古族藏医。

  五、婚姻的影响。青海的蒙古族习俗,蒙藏人民通婚不受禁约,不仅历代蒙古王公夫人一部分是藏族姑娘,就连历代蒙古王公亲王的公主招的驸马也是藏族男青年。藏族和蒙族平民通婚也很普遍,蒙族男女青年娶藏女,嫁藏男,或招赘藏男,使藏族文化和风俗在更深层次、更广的层面上使用和交流。蒙藏通婚是青海蒙古藏化的一个主要因素。

  六、蒙族文化教育的断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青海设有一所蒙古族小学和中学,青海从来没有设立过蒙文的机构(假真主编《河南县志》第91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寺院中从来没有设立过蒙古语经院或经校,蒙部人民极少送过蒙古族青年前往其它蒙古族地区学习蒙古语文。使蒙族人民长期处于自我封闭中,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长期浸润在藏族文化生活氛围中,文化教育断层是蒙古族人民藏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至今就连河南蒙古自治县的行文文件全部用的是藏文,有许多蒙古族中高层领导干部不会讲蒙语,只会讲藏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发扬各民族文化,在青海蒙部人民民族自治区域内都建立蒙古语文小学、中学,青海民族学院专设多个蒙文班,青海蒙古族青年考入内蒙古及其它蒙区各类大中专学校的为数不少。1984年以来,青海省多次召开蒙文推广协作会议,振兴蒙古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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