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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土尔扈特部落
 
作者: 张体先   发布时间: 2006-02-14 14:24:36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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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明清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世袭土司,改行临时任命的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对加强官员廉政建设,发展地方经济,开展文化交流,加强中央政府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民国时期,金树仁、盛世才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废除汗、王制度和盟旗札萨克制度。改行临时任命可调动的官吏加强独裁统治,借以搜刮各族人民的钱财,残害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遭到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并导致了农牧民大起义和三区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被卖国贼袁世凯逼迫下野。民国政府的总统、总理就像走马灯一样更迭,无力西顾。杨增新剪掉辫子,由清政府新疆的镇迪道、提法使一跃而成为新疆的省长、督军和边防督办,对于新疆这个多民族的地区,杨增新实行平衡牵制的政策。对于各民族上层,他注意加强拉拢和利用。对于土尔扈特汗王制度和盟旗制度,他动都未敢动,沿袭旧制。杨增新统治新疆17年,清朝札萨克制度一直未变。(新疆教委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编《新疆地方史》第262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928年7月7日,“杨增新被革命派樊耀南等人刺杀身亡(新疆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21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新疆政务厅长金树仁,以替杨增新复仇为名,枪杀了樊耀南等人,金树仁就任新疆省长。他所奉行的仍然是羁縻与牵制的民族政策,但具体实施中,不及杨增新稳健有效。

  1930年,金树仁决定废除新疆少数民族的札萨克汗王制度,进行改土归流。在首先实行废除哈密回王制度时,激发了哈密人民起义。同时,金树仁还大肆搜刮土尔扈特人民的钱财,土尔扈特生钦五世活佛不甘心人民受其盘剥,进行抵制,以后双方矛盾日益恶化。金树仁竟然将生钦五世活佛秘密杀害。由于金树仁统治无道,终于导致了新疆农牧民大起义,引发了甘肃土匪部队马仲英进新疆烧杀抢掠,使天山南北陷于混乱,金树仁在各族人民的声讨中,假道苏联经哈尔滨逃到天津。

  1933年4月12日,盛世才玩弄权术,窃取了新疆的军政大权。他实行的是拉拢、镇压、改土归流的独裁的民族政策。由于土尔扈特部落自1932年满楚克札布汗王执政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满楚克札布为新疆省政府委员。盛世才感到满楚克札布对己威胁。此时国民党大员陈立夫来新疆庆祝双十节,对满楚克札布抗日募捐赞扬倍至,盛世才由此忌恨,在陈立夫走的第二天竟然将满楚克札布和百余名民族上层人士逮捕。接着对新疆札萨克制度进行改土归流。盛世才为佐证他改土归流的正确性,又大办各类学校笼络人心。“满楚克札布的夫人乌静彬,强忍悲痛,利用时机,捐资助教(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第214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建立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各类学校10余所。

  盛世才不但迫害民族上层人士,而且还杀害了积极、公道,为新疆人民办实事的杰出的共产党人毛泽民、林基路、陈潭秋等人;后又竟然杀害了我国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杜重远先生,引起全国大哗,顿失人心,1944年7月,盛世才在新疆各族人民的谴责中秘离新疆。

  1944年8月,国民党政府释放了土尔扈特的王公近百人,并对土尔扈特人民极力安抚拉拢,对王公、汗王封官许愿,以争夺民心,借以阻止三区革命的蔓延。1947年又恢复了土尔扈特南路盟,因土尔扈特牧民大多投入了三区革命运动,盟王府成了空架子。为了重树汗王的形象,国民党政府又让年仅16岁的恭本德吉特(满光强)接替有病的父亲承袭卓哩克图汗。
1949年9月,恭本德吉特也走上了人民民主之路,国民党政府的改土归流彻底破产。

  以下将与改土归流有关的人和事略作简介。

  布彦蒙库:辛亥革命时期,土尔扈特部落汗王布彦蒙库正值年富力强。受杨增新委托征召南路旧土尔扈特盟汗旗骑兵250名,左中右旗150名,和硕特盟3旗100名,共计500名子弟,组成骑兵旅,并任旅长,和硕特盟长昆桑札布任副旅长,并由贡戈那木札勒统领。防守焉耆、库尔勒要隘,后又驻星星峡,防内地军队干涉新疆事务。“当时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怂恿下,趁辛亥革命之机,进攻我国阿尔泰城和科布多城(杨增新《补过斋文牍》戊集四。)”旧土尔扈特南路盟与和硕特盟骑兵子弟500人,在布彦蒙库带领下,不远千里,往征侵略者。并为新土尔扈特盟盟长密什克栋固鲁布亲王南迁吉木萨尔,传递信息,使杨增新及时接纳安置密亲王及其属民两千余人。并参加了保卫阿尔泰的察罕通古战役,同各族人民一起,打败了侵略者,由此新疆转危为安。

  1916年10月16日,布彦蒙库在浩特苏木会盟,因突然天寒诱发心肌梗塞去世,时年35岁。

  满楚克札布:(1915—1967)在位十五年。1917年1月26日,布彦蒙库长子满楚克札布由北洋政府蒙藏院批准承袭汗位,年甫两岁,由其母色尔济布吉特署理盟长印务。此间,满楚克札布汗王的叔父生钦五世活佛协助女盟长处理了许多盟务,深受旧土尔扈特南路盟人民称赞。1922年,色尔济布吉特病故,次年,北洋政府批准由生钦五世活佛摄理汗务,其主持盟政10年。

  生钦活佛被害后,17岁的满楚克札布主汗位,理盟政,并兼任骑兵师师长。因满楚克札布领导有方,部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骑兵师日渐强大,受到新疆省长盛世才猜忌。

  1937年10月11日,盛世才借口满楚克札布犯“阴谋大暴动案”,将其关押达7年之久,将其折磨成了精神分裂症,1944年获释后,东归6盟人民看到满楚克札布汗的病体,义愤填膺,派代表参加了新疆人民控诉团,向蒋介石控诉盛世才迫害新疆各族人民的罪行。蒋介石竟然以“盛世才在新疆抗战中还是有功的”为借口向新疆人民塘塞,后又提升盛世才当了民国政府的农林部长。1947年国民党恢复了满楚克札布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盟长之职,是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又将汗位和盟长之职要其子恭本德吉特承袭,满楚克札布去塔尔寺、拉卜楞寺养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震、赛福鼎等同志曾专程慰问满楚克札布。其多年一直在永安寺静养,并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14医院较好的治疗,病情好转,1966年8月,红卫兵妄图焚毁永安寺,他和解放军战士、北京大学学生及僧人,为保护国家文物做出了重要贡献。1967年因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病情恶化而逝世。

  恭本德吉特:(满光强)(1931—1992),承袭汗位两年(1947.11—1949.10)期间积极和新疆进步人士包尔汉联系,参加了新疆九·二六和平起义,其为保卫国家文物(卓哩克图汗王府的大量贵重物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愿要求加入劳动人民行列,立志学习一种劳动工作技能。在周恩来、王震等同志的关怀下,入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学习。毕业后,任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歌舞团音乐指挥,其为人正派、工作勤勉、维护民族团结,深得人民尊敬,为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政协委员,1992年病逝。

  乌拉泊蒙难:1937年,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制造了所谓“阴谋大暴动案”,大肆搜捕各族各界知名人士,土尔扈特汗王满楚克札布被秘密扣押。盛世才怕土尔扈特人民知道消息后,会起来造反救汗王和土尔扈特人民的一代思想家西里克。但是消息还是经盛世才大女儿之口传给了汗王的妻子乌静彬,她又及时将消息传给了土尔扈特部落与和硕特部落。人民知道后,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攻打迪化城(现乌鲁木齐市),救出满汗王。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商定,用土尔扈特人去攻打盛世才,怕引起盛世才怀疑而坏事,以和硕特部落骑兵赴迪化城进贡的名义,去攻打比较合适。和硕特佐领达锡郡王是焉耆专区警备队中的骑兵连长,较有军事经验,就由他率领两部落子弟258名勇士,去攻打迪化城。他们兵出和硕滩,经榆树沟、干沟,再经托克逊、达坂城。谁知这些消息早被盛世才的特务和密探侦知,当258名蒙部子弟到达迪化城郊乌拉泊时,被盛世才的部队包围起来。两蒙部子弟虽猛力拼杀,力求突围,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

  德尼事件:(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22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938年,盛世才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土尔扈特王公,先后逮捕了东归6盟的盟长4人,副盟长3人,旗长11人,王公近百人,秘密杀害15人。于是许多王公只身逃旗,如和硕特札萨克旗长阿拉冬贝代、改乃当代尔被逼流亡青海,新土尔扈特盟札萨克旗长玛克苏尔札布逃亡到宁夏阿拉善,旧土尔扈特北、东、西路盟也有逃到甘肃、陕西的。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德尼旗郡王江布利道尔吉(西里克的女婿)看到各路土尔扈特人心惶惶,他也产生了远徙避祸的想法,与其叔父官苏尔喇嘛秘密策划带领30户人家,神枪手60名,逃入郎特尔山中。这件事被盛世才知道后,下令给当时焉耆行政长官于德一派人送信给逃亡者,限3天时间出山。信送3天过后,郡王没有出山,于是盛世才又直接下令派了一连人马到郎特尔山,包围了一个时期,不但没有打进去,反而消耗了一大批物资,死了很多送军粮的驼马。盛世才采取软办法,于1939年派旧土尔扈特南路盟代盟长尔德尼劝降。其进山后,听了江布利道尔吉和官苏尔的很多道理,觉得与其出去被阴险毒辣的盛世才杀掉,还不如就在深山中困斗好,就是山中缺少生活物资,主张先坚持一下。尔德尼对盛世才汇报说:“江布利道尔吉不仅不投降,还大骂我,并差点杀了我。”盛世才的劝降又失败了。江布利道尔吉郡王一直坚持到1941年冬天,达3年半之久。后山里粮食断绝,牛马羊驼吃尽,正在走投无路之机,内部有人枪杀了其叔官苏尔喇嘛和其父才仁。江郡王无奈,遂利用这一件事,借口说他受其叔官苏尔喇嘛的欺骗与胁迫才逃入山中,为弃暗投明,指示部下枪杀了叔叔,携其弟于1941年冬天才出了郎特尔山(茶·恰克德著《南路盟旧土尔扈特几个回忆片断》第6页;政协和静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和静县文史资料》第1辑,1990年版)。盛世才将土尔扈特部汗王与和硕特郡王逮捕入狱之后,使两盟群龙无首,诸王公受到极大压力,新疆省政府为撤消盟旗、改土归流进入筹备阶段。

  设讫县治:1939年,焉耆区行政长官于德一提出了在南路旧土尔扈特与和硕特两部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提出了实行县治的过渡性方案,在两部增设治局,同时保留蒙古族王公、固孜达、盟长等名份。盟长兼任治局局长,由新疆省委派治局副局长和秘书;原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各旗、苏木改为区村建制,由固孜达、藏根担任区长、村长之职,并推行10家连坐制。

  对此提案,盛世才首先提出在从事游牧生活的土尔扈特与和硕特蒙古人民中不宜推行10家连坐制;同时指示省民政厅长邱宗浚核查。邱宗浚提议土尔扈特汗王、和硕特郡王系有爵无职,唯兼任盟长始能治理盟务,令取消盟长,保留王爵;于设治局并无妨碍,为一劳永逸,使蒙古人走上政治道路,不如趁此机会,决定土尔扈特与和硕特两部均设治局。所有旧名,如盟长、固孜达一并取消。“并提出最好土尔扈特与和硕特两部头面人物召开会议,形成决议。但要暗中勘察,以免内乱(郝占文《民国时期和静县的建立及其行政机构、社会团体》,政协和静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和静县文史资料》,第1辑,第29页。1990年版)。”

  经过周密计划,于1939年11月17日,南路旧土尔扈特盟代盟长尔德尼在公署召开全盟会议,到会的有郡王恭素、镇国公阿拉西巴力吉、辅国公昆木拜以及固孜达、梅仁和宗教知名人士等共60余人,商讨改治设县一事,于德一列席会议。会议由参加省民众会议代表介绍东西两路旧土尔扈特盟改盟旗设县治的情况。经过热烈讨论,有的王公提出:卓哩克图汗是民国政府的蒙务顾问,汗又是新疆蒙古的总的汗,是唯一的卫拉特人的汗,而盟是属于道、府、专、州一级,将盟改为县,是降级改土归流,不合适。根据以上意见,形成了八项决议:一、同意改制,但南路旧土尔扈特盟辖境广袤,人口众多,请改设正式的县。二、各汗、王、公、台吉生活费用,改县后请政府从优,增加薪俸,民众不能负担其费用。三、每年为民众念经祈福的春、夏、冬3次较大的费用,由政府负担。四、政府设县后,每年豁免各寺庙税羊两千只,用作念经费用。五、汗仍然是民国政府的蒙务顾问。六,专区与盟务府合并后为同一级别.

  七、汗指导焉耆专署的工作不降级担任和静县任何职务。

  八、由汗的夫人乌静彬担任焉耆行政公署副专员兼和静县县长。

  1940年2月,于德一拟定了正式方案:和硕特设治局,南路旧土尔扈特盟王府驻地改为县,县府设在和通苏木汗王府内。原有盟长、固孜达一律取消。正县长、正局长由土尔扈特部落人担任,副县长、副局长由汉族人担任。改旗为区,以旗名为区名,固孜达担任区长,梅仁副之,改苏木为乡,以原苏木名为乡名,藏根担任乡长,昆都副之。保护汗、王、公、台吉的利益,增加其薪俸。优待喇嘛,免征税羊两千只,用作念经费用。此方案得到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两厅认可。报省府,表示同意,将南路旧土尔扈特盟定名为“和通县”,寓和平之意。当年4月,省督办盛世才和省主席李溶批准了于德一的方案,6月正式成立和通县,和硕设治局,隶属于焉耆行政区。

  设县之后,对和通县名议论不一,土尔扈特人称“维吾尔人”为“和通”,和通县意为维吾尔人之乡。各正副区长以名实不符为由,向于德一当面提出异议。于德一迅速电告省政府,省民政厅长邱宗浚拟改为和顺县,以和平顺利之意。“盛世才指令,查与山西省和顺县同名,应改为和靖县。定名为和靖县(陈连和,周越主编《巴音郭楞州情》第49页,巴音郭楞地方志编委会,1985年版)。”“至196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和静县至今。”

  在将满楚克札布汗王关进监狱,并将和硕特郡王班迪和北路旧土尔扈特盟亲王杀害的威逼高压之下,盛世才匆匆强迫部落头面人物同意了他的方案,将东归6盟改土归流,以求一逞。汗、王、公、台吉的尊号并没有更动,并继续支付王公们的高额薪俸,以保证他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其目的是为了制约喇嘛、汗、王、公等对蒙古人民的统治,防止土尔扈特人民寻衅闹事,以安定社会秩序,使农牧民不向汗、王、公和寺庙交租,而向政府交税。但适得其反,东归6盟改县和治局后,盛世才政府不仅收税极少,而且支薪更多,出现了税不抵薪的现象。

  捐资助教: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盛世才上台后,接受了杨增新愚民教育和金树仁鼓吹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兴教育办学校容易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并可佐证改土归流的正确性,于是下令在全新疆轰轰烈烈地大力开展办学运动;土尔扈特南路盟满楚克札布和夫人乌静彬借机响应,认真筹办,成立了如下几所学校:

  1、汗王府蒙古小学,1934年由满楚克札布汗王带头捐资兴办。当年9月开学,校长为王充仁,甘肃人,蒙族教师有贡伯、力克、布尔卡、巴士巴以尔等都是乌市蒙哈学校毕业生。还有汉族教师苏炳茂(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23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有学生350人和由宗教人士捐资修建的教室10间,每间30多平方米,木桌椅。没有蒙文教材,由教师将汉语教材翻译成蒙语教材后进行教学。主要开设科目有:主课语文、数学,副课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手工。师生一般下午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募捐,演活报剧等。经费:主要是王府的财产,满楚克札布几乎到倾家荡产也无法支持办学经费的地步,以致“把汗王夫人乌静彬的嫁妆首饰都变卖当做办学经费”。以后部落的人民也都积极地捐牲畜、捐金银以支持学生住校的费用和教师工资。这是中国西北、西南九省区,卫拉特蒙古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所小学,标志着土尔扈特部落教育普及的开始,起到了开通民智,提高民族素质的作用。当时学生来源极其困难。只得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各区乡村按指定的名额保送学生上学。对上不起学的孩子,由富牧、牧主、王公、贵族捐资助学,做到有钱的出钱,有牲畜的出牲畜。如茶汗旗的恰克德依靠资助上完师范,鄂日甫送往北京大学,杜仙到苏联塔什干大学留学。他们3人都很穷,是靠大家帮助才完成学业的。由于汗王和汗王夫人带头捐资助学,土尔扈特人民掀起一个兴教办学的好风气。满楚克札布被监禁后,在乌静彬的筹措下,相继成立的学校有:

  2、北哈拉莫墩小学,成立于1939年9月。校长加拉,教师巴玉林、桑戈、达什,有学生70-80人,教室和办公室4间。1944年因经费困难一度停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开办,今有学生200多人。

  3、南哈拉莫墩小学,1940年9月开学。校长沙日木,教师卡格得尔等,有学生100-150人,教室3间,教师办公室1间,由喇嘛庙出钱修建。1945年因经费困难停办,1950年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又予以兴办,今有学生300多人。

  4、扎布素尔小学,1941年9月开学。校长桑格,教师阿拉等,有学生30-40人。1945年后一度停办,后由甘杰喇嘛恢复该校。以后起名叫库热小学,教师工资、学生开支由库热(庙宇)资助。

  5、巴仑区小学,1941年在焉耆七个星乡建立,校长阿拉,教师金木提、讴日格新等。有学生120人,3间教室,1间办公室。农区的蒙古子弟居住点固定,牧民也愿意让子女上学。经费由家长自付。学校一直坚持至今。
  6、茶腾小学,于1941年9月开学。校长巴德木,教师阿拉徐代,有学生20-30人,只有教室1间。由于学生太少,该校两年后停办,学生到七个星小学(即巴仑小学),寄宿上学。

  7、开热得小学,在焉耆四十里城,于1941年9月开学。有学生70-80人,校长道尔吉,教师桑格吉、桑戈,蒙古农民自费送子女上学,学生固定。学校坚持至今。

  迪化蒙古小学:1940年3月开办,校长乌静彬,教师为新疆学院蒙语班毕业生,有学生150—200人,学生年龄较大,为15—20岁之间,1944年7月因物价飞涨停办。

  蒙古语师资教育。1938年,新疆省教育厅在焉耆开设简易师范学校,招收蒙古族学员40名为1个班,毕业生分到焉耆、和静、和硕任教。1941-1942年,开办了蒙语教员训练班,地点在焉耆师范,胡海英为主任,洪固尔、尼满为教师,学员是汗王府小学毕业后保送的,共40名,用汉语教学,教员任翻译。“1943-1944年,在焉耆师范举办了第二期蒙语教员训练班,有学生40人,毕业后分到各区任教或政府部门工作。(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40页,1988年版)”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1945年,汗王夫人乌静彬从汗王府小学中选拔40人上了师范班之后,又从中选5人去兰州大学上学,4人去兰州师范大学就读,还选拔了1名优异学生送北京大学学习。留学生是在送往乌鲁木齐市读中学的牧民学生中先选送读新疆学院,然后选送苏联中亚塔什干留学。1934、1935、1936年,共送9人去苏留学。其中1人是旧土尔扈特北路盟,名叫达什。汗王府出资培养的这些留学生和大学生全是学习优异的贫苦牧民的子女或部落的孤儿。

  牧民教育。1942年,汗王府相继成立了一些社会团体。如蒙文会,是为提高牧民的文化素质和学习畜牧兽医技术而设立的,很受牧民欢迎。蒙文会一次就成立了7所牧民业余学校,有学生247名。部落有识之士给牧民学校捐资较多,盛世才政府也下令给和静县和硕治局蒙文会抽出草场税中的百分之二十作为活动收入,1年就抽出大洋9629元,小麦13447斤,包谷12700斤,马26匹,羊881只,牛10头,有力地支持了土尔扈特部落的牧民职业教育。

  民国时期,土尔扈特人民用捐资助学的形式,让部落大部分子弟享受教育,并选拔优秀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出国留学。培养的大都是贫困家庭的子弟和孤儿。这种捐资兴学的传统,正是土尔扈特人民生生不息、延延不已的因素之一。

  满楚克札布之争: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尤勒都斯的土尔扈特牧民参加了如火如荼的三区革命运动。国民党军队依靠武力镇压一次次都失败了;转而依靠慰问诱骗,但三区革命者有可靠情报,阴谋都被一一识破。国民党军队在焉耆大修城墙。城墙高7米,宽14米,全以墒土打垒,名曰“干打垒”城墙,“千年攻不破”。半年就把焉耆搞成城门紧闭,碉堡林立的土城;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国民党军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又从乌鲁木齐市调来两个正规团,加原来的1个正规师对焉耆严加防守。还把土尔扈特部落汗王满楚克札布接到焉耆城内。而这时的汗王满楚克札布已被盛世才折磨成精神分裂症患者,“目光呆滞,语无伦次,一遇惊吓,常发脾气,甚至动手打人((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州文史资料》第1辑,第46页,1985年版。))。”他坚决不住焉耆城,要住汗王府。就是这样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国民党政权还妄图利用他王冠的光环,震慑尤勒都斯草原的土尔扈特子弟,作为阻止人民革命军队进攻焉耆的一块有力的盾牌。

  三区革命政权尤勒都斯政府为了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宣传革命的道理,在人民思想上消除国民党宣传尤勒都斯人民起义是“土匪暴乱,共产共妻”的谣言,用活生生的例证,把各阶层、各种政治力量吸收到革命战线一边,三区革命政权对土尔扈特部落的卓哩克图汗满楚克札布采取了团结、联合的策略。三区革命政权经过多次秘密地和满楚克札布的第二夫人西谋珍联系,想把汗王满楚克札布接到尤勒都斯革命根据地去。1946年5月,三区革命政权派出40多名和满楚克札布有较亲密的关系的牧民子弟,去反复劝说汗王上山参加人民革命运动。和静县政府的护卫队闻知后,一面坚决阻止,双方为争夺汗王几乎打了起来,因政府卫队力量不足没有打,就连夜去报告焉耆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听说来人很少,就迅速集结兵力去抓捕土尔扈特部落的尤勒都斯牧民。尤勒都斯牧民得知这一消息后,迅即撤离和静城。国民党政权恐土尔扈特牧民将满楚克札布抢走后,将成为土尔扈特人民反抗国民党政权的又一面旗帜,后果不可收拾,赶快下令,“以给满楚克札布治病为名,送往兰州(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州文史资料》第1辑,第5页,1985年版)。”
  恢复盟署:1947年国民党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拉拢少数民族上层贵族,挽救即将灭亡的国民党政权,恢复了旧土尔扈特南路盟与和硕特盟,但仍然保留了和静县与和硕治局,未恢复苏木的建制,以保留改土归流最后一块招牌,而盟长公署实则是一个空架子,就是恢复这个空架子的盟政权,民国政府还要汗、盟自行报告,呈请恢复,原文如下:

  旧土尔扈特卓哩克图汗满楚克札布专电,

  南京蒙厅委员长许副委员长钧鉴:

  窃查部落向以盟长公署管辖所属,但民国二十八年间为主持新政之盛世才强迫取消,兹因民众要求恢复,于本年七月九日正式成立,等分兼正副盟长,除分呈外,特此电传监核备查,乞时于俾仿遵许。

  新疆旧土尔扈特南部落乌纳恩素珠克图札萨克

  盟长满楚克札布、副盟长乌静彬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仅仅过了3个月,国民党政府更换满楚克札布仅16岁的儿子恭本德吉特为盟长。当时三区革命军已解放了巴音布鲁克山区,在那里建立了尤勒都斯革命政权。从牧区到焉耆马行4日可以到达,民国政府深恐三区革命军袭取焉耆、和硕,使南疆失控和唯一的南北疆通道断绝。为挽救危机,企图利用汗王、盟长的形象缓和矛盾,“当时汗王满楚克札布已精神失常,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只好让年轻的恭本德吉特承袭汗王爵位”,借以笼络和震慑土尔扈特人民。又让恭本德吉特(满光强)自行电告国民党政府。乌纳恩素珠克图盟盟长代电,为电速袭职日期由和靖县政府勋鉴,敝承父命及全体蒙民之请求,于十月二十六日袭汗王及盟长之职,敝年幼识浅,才菲德薄,至祈时赐教言,以匡不逮为感。

  新疆旧土尔扈特南部落乌纳恩素珠克图盟札萨克汗王兼盟长恭本德吉特十一月四日恭秘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印)(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26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国民党政府不仅恢复了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同时恢复的还有东、西、北3路旧土尔扈特盟和新土尔扈特盟,当时因这4路盟都在三区革命的辖境内,妄图借恢复盟长制度来分化三区革命政权。以上4路盟均回电反对,使国民党政府“以夷制夷”的政策遭到破产。

  1949年7、8月间,旧土尔扈特南路盟人民积极参加了新疆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焉耆、和静的土尔扈特人民多次为三区革命政权传递情报,想方设法保护三区革命人士。在新疆省政府九·二六和平起义前夕,他们又自动地组织起来,保卫有大量金银财产的蒙王府,保卫部落的人民和牛羊。尤其是年轻的汗王恭本德吉特,其母老汗王满楚克札布的夫人乌静彬、第二夫人西谋珍,积极配合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参加新疆省政府的九·二六和平起义,并支持当时的和平起义部队平定焉耆国民党军队的暴乱,积极维护了焉耆、和静、和硕的治安,为和静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保卫卓哩克图汗衙门:1949年9月26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但焉耆原国民党驻军128旅钟祖荫手下的一批反动军官、特务仍然负隅顽抗,并于9月30日晚上在焉耆城内发动暴乱,一时枪声大作,火光四起,到处一片敲门砸门声,一场浩劫开始。老百姓四处躲藏,被抓的人拿不出钱来就遭到毒打,店铺拿不出钱来就被烧掉。“这些暴乱的国民党官兵想要钱西逃印度,临走前,实行一次大抢劫,城内许多店铺成为焦土,38人被毒打致死或被枪杀(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巴州文史资料》第1辑,第75页,1985年版。)”

  焉耆被劫的消息传到和静后,起义军官昌生祥领导的383团,卓哩克图汗王衙门—盟长公署与和静政府三方召开联席会议,迅速派383团3个连到八棵树和上游两地,阻止叛军进入和静;由旧土尔扈特南路盟自卫团和383团两个连保卫和静的安全。“焉耆副专员乌静彬,383团团长昌生祥带领3个连队立即赶到焉耆阻止叛军继续破坏,并组织焉耆人民自卫队武装弹压,共同维持焉耆城内秩序(同上书)。”焉耆叛军虽多,但由于恭本德吉特、乌静彬、西谋珍、昌生祥等人措施得当,使近在咫尺之地的和静未受损失,使拥有许多财富和文物的卓哩克图汗王衙门保存完好。

  3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先遣队赶到焉耆,迅速改编了国民党起义部队,震慑了乱兵,安定了民心,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生产。

  第二节 砥砺察罕通古

  20世纪初,中国西北边疆的变化,使土尔扈特蒙古驻扎之地不再是清政府安定的后方和稳固的边疆,我国的唐努乌梁海、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阿尔泰、伊犁已成为边防前哨,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密切注视着俄国在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活动。俄国主要的侵略活动是:

  策动外蒙独立:

  首先是经济渗透。

  1861年俄国和清政府蒙古地区的贸易额仅为218万卢布,1900年就达到了171万卢布,是1861年的78倍,到1911年达到580万卢布,半个世纪增长了268倍。俄国在科布多的商号,1861年仅1家,到1911年增长到13家。其中较大的商号年贸易额为50万卢布,小的也有3到10万卢布。大批俄国商人深入牧区,他们往往将“货物作价赊与土尔扈特牧民和其它蒙古牧民,然后收取皮毛以为偿,是皮毛未离牛羊之身,而已为俄人之皮,俄人之毛”(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甲集上)。蒙古市场每年向俄国提供一百多万只牛羊驼马,几百万斤驼羊毛。蒙古成了俄国毛纺业、皮革业、肉类加工业的重要的原料基地,而俄商在库伦和科布多,“充斥市场,狡不完税、财用暗消,漏厄难塞”。导致了清政府在蒙古外贸税源全部流失,牲畜日益减少,人民日益贫困。

  其次是政治干预。

  1901年到1910年,清政府准备在蒙古和新疆土尔扈特部落居住地区推行新政,将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3地设行省,这纯属中国内政,却遭到沙皇俄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沙俄驻华公使科索维茨声称“清政府在蒙古设行省,威胁俄国安全,表示强烈抗议”。俄国驻库伦领事向库伦办事大臣提出:“贵大臣向清朝政府提出的改革办法……本人不能同意,不能承认其实行。”(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37页)态度极其蛮横。

  1911年初,沙皇俄国政府竟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同意,将科布多领事馆移驻土尔扈特人民聚居区阿尔泰,为此遭到清政府的强烈抗议。他们就是赖着不走,反而为外蒙古独立要求驻军,以此进行外交讹诈和军事侵略。

  再次是文化侵略。

  1900年后,沙皇俄国政府组织了大批的考察队,前来外蒙古和土尔扈特人民聚居区考察。清政府如不同意,沙俄声言要进行军事考察。这些考察队有托木斯克大学鲍戈列波夫、索鲍列夫教授率领的科学考察团;有俄国地理学会的地理科学考察团;有俄国总参谋部的社会文化考察队;“有俄国73家商行出资、以巨商梁申斯基为首的商业考察队等几十个考察团”(新疆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17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他们名曰考察,实为进行间谍活动,除担任一般的科学文化考察外,主要是搜集外蒙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情报,并有笼络蒙古王公和土尔扈特部落王公的使命。他们进入库伦,唐努乌梁海、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为俄国政府蚕食我国领土提供了战略情报,为外蒙古独立进行了大量的精神上、物质上、思想组织上的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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