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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尔扈特部落东归祖国
 
作者: 张体先   发布时间: 2006-02-10 15:55:54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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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隐蔽酝酿,寻机待发

  敦多克达什逝世后,摆在渥巴锡这位年轻汗王面前的是,土尔扈特部落危机日益加剧,俄国政府再次利用汗位交替之机,对汗国高压控制不断加强,以达到完全制服土尔扈特这一强悍民族的目的。他们削去了汗对札尔固的领导权,在思想上,妄图让全体土尔扈特汗国人民放弃藏传佛教改信东正教,俄国政府穷兵黩武,连年在汗国征兵,最多一年达至8万,他们移民成千上万的哥萨克,来抢夺汗国人民的牧地,他们无理要求部落交出300个显贵名门子弟做人质,汗国人民一片惊呼之声“汗国的末日到了”。以渥巴锡为首的汗国首领们,经过认真思考,审时度势,终于下定了决心,大胆而又勇敢地为民族指出了正确的道路,举行武装起义,重返祖国,以求民族生存。渥巴锡在1767年开始反复酝酿了东返祖国的计划,建立组织领导核心:其属下的领导成员主要有5人:1是策伯尔多尔济;2是舍楞;3是巴木巴尔;4是阿嘉库伦寺主持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5是达什敦多克。

  策伯尔多尔济,是渥巴锡的堂侄,但比渥巴锡年龄大,足智多谋,具有斗争经验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他是汗国札尔固首席,始终积极支持并宣传武装起义东返祖国的计划。他是仅次于渥巴锡策划东返的重要领导人。他的思想原来是反对渥巴锡承袭汗位的。当敦多克达什逝世后,自称是汗位的合法继承人,求助于俄国政府和敦多科夫家族的支持,俄国政府未满足他,敦多科夫家族一心想依附俄国,希望我国支持敦多科夫家族统治汗国,也视他为异己。求援受冷遇,使他看到只有渥巴锡才是可靠的同盟者,后积极协助渥巴锡。他以后成为渥巴锡发动起义的忠诚可靠的有力助手。

  舍楞,是策划武装起义、东返祖国另一个重要的领导成员。他原属土尔扈特部,是和鄂尔勒克叔父卫衮察布察齐的六世孙。舍楞的先祖没有跟随和鄂尔勒克西迁伏尔加河流域,而是附牧伊犁境,为准噶尔属台吉(祁韵士著《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札萨克弼哩克图郡王舍楞列传》卷105,传89)。1757年(乾隆十二年),他随阿睦尔撒纳反清作乱,兵败后退居博尔塔拉。次年,为清军副都统唐喀禄穷追,“使诈降计,诱唐喀禄赴营伏兵杀之,率部经喀喇玛玲逃窜俄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析档》《色布腾巴勒珠尔奏土尔扈特部入俄及归来情形折》(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迫于清政府向俄国要求引渡,又投奔汗国。这时汗国由于俄高压政策,处于民族危机之中,他和部众对俄国大失所望,普遍不满,和渥巴锡策划东归。他对渥巴锡说:“不久前我才从准噶尔来,那里的道路和土地我都熟悉,现在那儿牧民较少,如能安全抵达,你在那可不受人欺。”由于渥巴锡也需要了解祖国情况的人,而且他是坚定的东归论者,他便成为渥巴锡汗另一个有力的同盟者。

  巴木巴尔,是渥巴锡的堂弟,是朋楚克次支曾孙,他的兀鲁思仅次于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但其为人从容稳重、诚实守信,善于交友,消息灵通,没有和渥巴锡争夺汗权的野心,对渥巴锡十分忠诚。他是札尔固主管外交和联络方面的札尔固齐,并主管对东归收集情报,还主管汗国的保密保卫工作。他是渥巴锡武装起义东归祖国又一个有力的助手。

  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阿嘉库伦寺的首席喇嘛,是书库尔岱青的三支五世孙,也是渥巴锡的又一个堂兄,负责祭祀和法纪的札尔固齐。他7岁时送到阿嘉库伦寺做满金,表现灵异,甚得洛桑六世主持喜爱,被派往西藏达赖喇嘛处学习。经过多年的努力,学完主要经典后回到了土尔扈特汗国。后深得广大僧众的尊重,洛桑六世圆寂后,继任洛桑七世喇嘛。1669年4月,渥巴锡召集决策层领导人决定东返祖国,洛桑丹增认为时机不成熟,但决策层都同意汗的意见,万不得已,他向渥巴锡传达了七世达赖喇嘛“断言”:“1770年1771年是土尔扈特人走向光荣的两年,也是离开俄国最为有利的两年(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7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他适时传达断言,成为东返祖国又一个重要的动力,也使他成为渥巴锡又一个亲密的朋友。

  达什敦多克,是渥巴锡的又一位表兄,他的兀鲁思仅次于巴木巴尔。他是负责土尔扈特汗国财政和后勤方面的札尔固齐。他为人练达,善于筹划,处事深谋远虑,精细周到。他为了保证东归的物资供应,提前一年就制造许多精良的战车、幌车、武器和器具,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奶酪、肉干和军需品。他在极其隐蔽的环境下,领导他所在的“空格斯”兀鲁思,制造了大量的长矛、大刀、鸟铳和猎枪,为东归祖国做了物资上的充足的准备,使他成为渥巴锡又一位亲密的战友。

  利用矛盾,战胜告密:

  汗国蒙古(包括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极少数封建王公在俄国的高压政策下,已完全东正教化,对俄国已俯首听命。还有的贵族和渥巴锡有矛盾,如和硕特部的札木杨与敦多克达什互娶对方的姊妹而联姻。札木杨在达那拉(敦多克达什之妹)死后,歧视所生之子色克色那。色克色那向表兄渥巴锡求援,遂引起札木杨的不满。札木杨他从1767年3月到1769年5月间,5次写信密告渥巴锡和策伯尔多尔济,计划背叛俄国到中国去。然而札木杨和渥巴锡的矛盾早已人所共知,俄国政府认为,这是札木杨玩弄的权术(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57页),根本不予相信。1770年秋,在伏尔加河西岸的维特梁卡,汗国召开了高层6人参加的绝密会议,并举行宣誓“离开俄国,东归祖国,1771年,武装起义”。并强调事情的成功在于保密,失败在于泄密,时机成熟才向汗国人民宣布具体的时间。

  制造假象,麻痹敌人:

  1769年3月间,在汗国曾任职的别克托夫截获了一封信,信是写给土尔扈特籍法官的,是法官的姐姐、原准噶尔贵族的妻子写的,信中说:“渥巴锡和舍楞打算迁移准噶尔。”(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15页,莫斯科,1967年版)这引起了别克托夫的不安,但他于1667年6月间已到阿斯特拉罕任职。他将此信转给主管汗国的基申斯科夫上校,上校根本不相信,认为是别克托夫制造混乱,排挤自己。而渥巴锡在1669年1月间至1770年底,应俄国政府之命,亲率土尔扈特骑兵2万人去参加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借此麻痹俄国当局。巧妙的计谋,致使在渥巴锡身边呆了3年的基申斯科夫什么也没有觉察到。1771年1月6日,渥巴锡从前线归来,写信给在外地过冬的基申斯科夫,告诉他“要集结军队,因和俄国敌对的哈萨克人要袭击汗国,汗国准备还击”,借以继续麻痹俄国当局。俄国当局虽然怀疑,并且派了16名军人来劝阻,但是为时已晚。俄国政府堆起的民族压迫的干柴已经点燃,便形成了反抗沙俄统治的武装起义的烈火。

  第二节 武装起义,东返故土


  1771年初,渥巴锡召集了大小宰桑进行动员,“讲了东归祖国才能摆脱俄国高压控制,而且离西藏较近,利于熬茶礼佛等种种有利的条件”。众宰桑纷纷为东归献计献策,并分头召集人民传达汗王渥巴锡的东归计划。1771年1月15日,渥巴锡又在雷恩沙漠附近别尔图地区集结了汗国的军民,向他们宣布东返起义的决定:“俄国女皇已命令,把我汗王的儿子和各部落头领的儿子们送到彼得堡,而且要从土尔扈特部落选出1万名子弟,派往俄国军队中去,仅仅1年,我们汗国已派出过8万名子弟为俄国做炮灰。为了摆脱俄国的压迫,别无他法,只有回归祖国,就可以‘生活在古老的国教、国语的中国同胞那里,和决定今世来世幸福的崇拜之地,盛满宗教佛法神水的汪洋大海的中国,以及赐大福于万民的活佛身边’(《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第60页)。”土尔扈特人民对俄国政府的压迫早已忍无可忍,经过渥巴锡的动员和号召,坚定了他们义举东归的决心,汗国首领的决策成了他们的行动。他们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祖国去。”(斯文·赫定《热河——皇帝城》第31页)。

  1771年1月16日(根据郭成康《土尔扈特蒙古回归日期续考》的研究成果,武装起义爆发的时间是1770年中国农历十二月初一,俄历1771年1月5日,公历1771年1月16日。东归是1770年中国农历十二月初二,俄历1771年1月6日,公历1771年1月17日),土尔扈特人民竖起了反抗沙皇俄国政府武装起义的旗帜。清晨,首先由宰桑桑杰策凌率领的一支精锐部队袭击了俄国驻渥巴锡牙帐的杜丁大尉兵营。宰桑马尔哈什哈,在离雷恩沙漠20俄里处,又歼灭了基申斯科夫派出增援杜丁大尉的军队。接着又分兵袭击了阻碍他们义举东归的维特利亚宁斯克、米京斯基、尼古拉耶夫卡等地的一些村镇。起义队伍把所有不能带走的锅灶、粮食、铜钱等全部遗弃,渥巴锡亲手点燃了自己的木制宫殿。

  1771年1月17日,土尔扈特人民在渥巴锡的率领下,踏上了重返祖国的征途。

  伏尔加河下游的1月寒风凛冽,白雪覆盖,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孺老人乘上早已准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土尔扈特骑兵的保护下,离开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

  渥巴锡率领的全部队伍共33361户,168083人。其中渥巴锡所属20000余户,110000余人;策伯尔多尔济所属4000余户,21000人;巴木巴尔所属2000余户,11000余人;默门图所率1000余户,4000余人;达什敦多克所属1000余户,6000余人;恭格所属1000余户,6000人;“舍楞属3000余户,13000余人(《清高宗实录》八九二卷,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辛亥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二日条)。”因当年天气反常乍暖,渥巴锡一直等到1月17日伏尔加河还未封冻,东归举事无法通知伏尔加河西岸的土尔扈特汗国人民。居于西岸的部众也无法跟随渥巴锡一起东返。

  土尔扈特人民武装起义,使俄国地方官员束手无策,交通切断,渔业、牧场和其它作业场上的工作均被停止,使俄国在伏尔加河的统治秩序陷入瘫痪状态。基申斯科夫得到警报后,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别克托夫跳上雪橇每天以300英里的速度,赶到圣彼得堡报告。俄国宫廷充满了惊恐,叶卡特琳娜二世女沙皇大发雷霆,她下令把基申斯科夫锁拿治罪,关到地牢中直到死为止,并下达命令,尽一切努力使土尔扈特人回到伏尔加。奥伦堡省长莱莫斯多尔普立即采取行动追击和堵截土尔扈特人东返队伍。

  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渥巴锡采取乘敌不备、先发制人的方针,抢渡雅依克河,迅速摆脱敌人。他把人马分成三路大军,一路以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精锐部队为开路先锋,一路以达什敦多克和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率领的其余领主队伍为两边侧翼行走,一路是渥巴锡和策伯尔多尔济殿后,用以阻击敌人的追杀。1月29日,他们到达雅依克河沿岸。30日和31日,他们烧毁了阻击他们的库拉多斯卡亚、卡尔梅科夫、莫达山区和索罗奇科夫等防线的哥萨克据点。2月1日全部队伍渡过了雅依克河,进入了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向恩巴河挺进。

  奥伦堡省长莱莫斯多尔普接到俄国政府的命令后,他和军团指挥达维多夫少将商定,派出全部驻军和龙骑兵等几个骑兵连追击。这时土尔扈特军民已全部渡河,又加之雅依克驻军发生兵变,因而军事行动失效。莱莫斯多尔普不甘心追击的失败,致函哈萨克首领奴尔阿里汗,让其拦截土尔扈特人,应允所得战利品全部归其所有。2月7日女沙皇也向臣服于俄国政府的哈萨克人发布谕旨“要求堵截土尔扈特人”(列夫申《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叙述》第143页)。

  当土尔扈特人走上哈萨克草原不久,北侧外翼的部队遭到哈萨克骑兵的突然袭击。由于土尔扈特部队以分散的队形,保护中间的妇孺和大批牛羊前进,在遭受袭击时,因战线太长,没有来得及集中力量,便展开了白刃格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有900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保卫了大部队的安全。(瓦尔持·海希西著《伏尔加河畔的蒙古人》第5页)。

  2月中旬,土尔扈特大队人马挺进奥琴峡谷,这是东进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的险隘。但追击的哥萨克军早已抢占了这个山口,如不歼灭敌人,就会功亏一篑。在这紧要关头,英勇机智的渥巴锡,果断地组织了5队骆驼兵,亲自率队从正面向敌人发起进攻,另派策伯尔多尔济率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包抄后路,在土尔扈特勇士的前后夹击下,很快就击溃了并几乎全歼了哥萨克军队。

  3月,土尔扈特军队到了恩巴河东岸之后,迎来难忍的风寒,不得不稍事休整。冬寒给土尔扈特人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夺去了无数战士和牧民的生命。“往往早晨醒来的时候,几百个围在火堆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已经全部冻僵而死去(德昆赛《鞑靼人的反叛》第76页)。”这时俄国军队和哈萨克骑兵联合了两万人,又堵住他们的前进道路。面对天灾人祸,有少部分人出现了畏难情绪。渥巴锡及时召集各部首领,分析了困难,动员大家团结抗敌,坚持到底。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及时向全部首领传达七世达赖活佛所推断的大意:“1770年—1771年,是土尔扈特回到佛召唤的中国最好的时机(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民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7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策伯克多尔济在会上激动地说:“如果再走回头路,每一步都会碰到亲人和同伴的尸骨,俄罗斯是奴隶的国度,而中国是我佛万民的理想之邦,让我们奋勇前进,向着东方,向着东方。”于是土尔扈特人一致宣誓决定:“同仇敌忾,继续东进,回归祖国,决不回头。”3月渡过了图尔盖河。

  4月中旬,春暖来临,他们冲破了敌人的阻截,两万多俄军根本就不是强悍土尔扈特骑兵的对手,一冲即溃。土尔扈特人虽然打败俄国军队的进攻,但是却遇到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汗部下不时的偷袭,人马伤亡很多。4月26日,渥巴锡给奴尔阿里汗写信指出:“哈萨克人对土尔扈特是完全无端的袭击。但我愿意化干戈为玉帛,使事情和平解决,路经汗的领地时,不再受到骚扰。我父亲在世时和我执政时期,我们两个汗国一直友好相处,你现在不应侮辱土尔扈特人。”复函拒绝放行,并且说:“你们还想到那儿去,我们已打定主意,追赶你们6个月,我们和俄国军队,也就是和哥萨克、龙骑兵、巴什基尔人联合起来,要用大炮从四面八方包围你们,决不放过你们,一直追赶到底。要我出主意,那你就返回俄国,如果怕俄国,那我担保宽恕你的罪行(同上书,第76页)。”渥巴锡当然不会屈从奴尔阿里汗的威胁,土尔扈特军民对奴尔阿里汗不再保持友好不还手的态度了,他们击退了中帐和小帐的哈萨克人,土尔扈特又顺利地前进了。

  5月23日,奴尔阿里汗与奥伦堡的省长和俄国的将军们,准备在捷尔萨康河会合,前堵后截一举打垮土尔扈特军民。但俄国奥伦堡的龙骑军,由于出发的时间过长而耽误了时间,当到达时,5天以前土尔扈特人早已全部渡过了河。士兵在捷尔萨康河等了好几天,不见土尔扈特人的影子。在河两岸吃不上东西,水土不服,得了浮肿病,马匹也纷纷倒毙,无法战斗,一了解方知已无法追击越走越远的土尔扈特军民。而占有地利的奴尔阿里汗劝奥伦堡省长和俄国将军们别走,俄国将军们只留给奴尔阿里汗3门炮和1000名骑兵,就撤退了(诺伏列托夫著《卡尔梅克人》第50页)。

  哈萨克人为了掠夺土尔扈特部落的财产当战利品归己,他们采取散兵游勇方式不断袭击土尔扈特老弱妇孺的队伍。土尔扈特人只好走沙漠地区,这儿由于水源缺乏,没有水井,有人喝了沼泽地的水,开始拉痢疾,牲畜喝了沼泽地的水,倒地而毙,人们只好喝牛马之血以解渴,部落牺牲了几万土尔扈特生灵,损失了几十万牲畜。英勇的土尔扈特人民决不回头,掩埋了乡亲们的尸体,又悲壮地踏上了征程。但是,人畜都得了浮肿病和各种疾病,行军速度减慢。渥巴锡决定,大家分散开,一帮一帮地走路,这样行军速度才能加快,但队伍分散开后,哈萨克在各种间隙中进攻土尔扈特人,抢走了无数的人畜和财宝。

  6月中旬,盛夏酷热,人员伤亡疾病困扰,再加上缺少食物和饮水,更造成难忍的煎熬。当土尔扈特抵达莫尼泰河,只得暂时停了下来,稍事休整。可就在这时,他们又陷入了小帐哈萨克奴尔阿里汗与中帐哈萨克阿布贲汗5万哈萨克联军的包围,切断了他们通往祖国的道路。在万分危难的关头,渥巴锡分析形势后,立即派出使者与对手谈判,送还在押的1000名哈萨克俘虏,从而得到了停战3天的休整机会。渥巴锡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调整了兵力,“就在第三天的傍晚,猛攻哈萨克联军,经过浴血奋战,牺牲了无数英勇战士的生命,成功突围,越过了姆英格地区(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18页,莫斯科,1967年版)。”为了避免再遭袭击,土尔扈特人“选择了一条通过沙石地区的道路”,绕巴尔喀什湖西南,走戈壁逾吹河、塔拉斯河一路,沿沙喇伯勒抵达伊犁河流域。

  7月中旬,土尔扈特部落越过俄国的边界小堡——坑格勒国拉,终于踏上了祖国的领土——伊犁西南塔木哈卡伦附近,结束7个月、1万多里的长征,浩荡的大军仅剩下66013人,他们风尘满面,形容枯槁,衣不蔽体,鞋靴全无。

  渥巴锡从开始东归祖国始,就派格桑大喇嘛一行5人,快马加鞭用3个多月的时间赶到伊犁,向清朝政府报告土尔扈特人弃沙皇而来。1771年俄国传来的消息,以及哈萨克阿布贲汗向伊犁将军的报告,清朝政府一直派伊犁将军迎接;直到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日,伊犁将军的奏折说:“今已数月矣,至今竟未能得悉消息。”

  1771年7月20日(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九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相迎的清军相遇。

  7月27日(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以及土尔扈特主力部队和家属。渥巴锡向伊犁将军汇报了回国的经过,伊犁将军希望渥巴锡早日到伊犁与参赞大臣舒赫德会见。渥巴锡表示:“今日即赴伊犁,并有舍楞、巴木巴尔和我前往。”次日即启程。

  舒赫德向渥巴锡反复申述了乾隆皇帝的旨意 :“闻厄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遣大头人来京入觐,但念尔均未出痘,京城暑热,甚不相宜,避暑山庄凉爽,如九月中旬可到彼处,即带领前来,否则俟明年临幸时,再来入觐,朕务与策凌、车凌乌巴什一例施恩(《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七,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舒赫德还将专从北京“六百里加急驰递”送来的《乾隆谕渥巴锡、策伯尔多尔济、舍楞敕书》交给渥巴锡。敕书满文所写汉译文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及众头目,吾驻伊犁将军大臣闻奏,尔等数万之众,不慕异教,眷念佛法,禀承朕恩,乞求前来。朕鉴于尔等不慕异教,眷念佛法而来者,殊为可嘉,明鉴施仁。

  再,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均系旧土尔扈特,昔时属于俄罗斯之际,尔汗敦多克达什曾于乾隆二十一年,遣使赴藏熬茶,行做善事等情,告俄罗斯代为转奏,乞求施恩,朕即仁慈鉴照施恩于彼,遣尔使吹札布等,赴藏诵经布施。今尔等诚心诚意,不忘佛经,既已归顺于朕,朕即睿照施恩尔等。尔后倘有赴藏叩拜熬茶,欲行善事,朕即施因,照尔之愿准行。
另,舍楞者,乃为前与吾军争战而窜逃俄罗斯之人,今尔既怀念佛法,欲蒙朕恩,乞降前来,朕绝不究尔前罪,宽宥免罪,尚且施恩于尔。昔日讨伐尔时,倘被吾兵捕获,当要治罪,现既亲身来降,不仅无罪,尚与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同样施恩哉!

  再有,尔等自俄罗斯脱出前来,途经哈萨克游牧之地,声称略取哈萨克之粮食之,此也非紧经之事。然自此之后,尔等不得再于哈萨克之地滋生事端,惟有好生保持和睦。即是尔等之间,亦勿行盗窃之事,只有相互关照,慈爱老幼,承蒙朕恩,遵照朕旨而行,则外无事端,内无贼盗,安宁居住,黾勉不怠。

  又,尔等既自远道艰辛跋涉而来,故于安置尔等之时,朕业已降旨伊犁将军大臣等,指给良牧,安置水草丰美之地,歇身安居。当尔等来朝之际,定赏衔品,重施厚恩,著尔等蒙受存留之。特谕。)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此件敕书系汪玉明同志据满文本汉译。此件敕书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满文土尔扈特档中存有满文本抄件,而原件有满文和托忒文两种文本,一直珍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卓哩克图汗府,1979年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雍正谕土尔扈特敕书》同时发现,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乾隆通过这件敕书,向渥巴锡等土尔扈特首领交待了政策,解除了疑虑。渥巴锡一行于8月5日(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在舒赫德的陪同下,取道乌鲁木齐,入张家口,直奔承德朝觐。

  第三节 清政府的接纳方针

  一、廷议东归

  1771年4月,清政府从俄国政府的函告中获悉,土尔扈特部众正在东返途中,当时清政府对土尔扈特东归的态度是:“若靠近边界,允许入界之,抚慰安置,若未至我边界,半途被俄罗斯追缉,发生冲突,则不可理(《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七、四斋考)。”

  有的大臣却认为:“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千严谴,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癸巴存稿》卷六、《书西域闻见录后》)。不主张抚慰。有的大臣说:“以抢伊犁之故,其部众悼于远徙。”认为渥巴锡想趁准噶尔新亡,利用真空来抢伊犁,所以东归。作为清政府也有这样一种考虑,担心返归土尔扈特部众重返故地后,会扰犯边地,破坏边疆刚刚获得的安宁。

  1771年5月10日(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乾隆在得悉土尔扈特部来归消息的两天后,增派正在返京途中参赞大臣舒赫德,命其“在何处接旨就此立即返回伊犁,协助伊勒图(时为伊犁将军)办事,此去伊犁,不必声张,务必谨慎,伊到彼处,真有其事,可细心从事(《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第四十二件)。”

  乾隆在得到舒赫德各种密报,及时得到了阿布贲汗向伊犁将军关于土尔扈特东归的报告和渥巴锡派格桑喇嘛快马向清政府的说明东归的报告,又认真听朝廷大臣的议论,在分析了这些大量材料后认为:“土尔扈特部归顺,是因为俄罗斯征调师旅不息,并征其子入质,且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全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乾隆从当时土尔扈特实际处境来看:“彼已背弃俄罗斯,岂敢与我为难,是其归顺十有八九,诡计之伏十之一耳。”他指示廷臣对土尔扈特东返的意图,不必多加疑虑。

  然而清朝的廷臣,民间的野吏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利益,仍然是众说纷纭,不时俱奏条陈。乾隆根据得到的情报,最后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判断:“明知人向化而来,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至寇,甚无谓也。”并进而制定了收抚土尔扈特部落的方针。

  二、廷议舍楞

  清政府对于10年前叛逃被俄国收容的舍楞等大众归来,认为不大可能。当获悉归来大众之中有当年外逃的舍楞、劳章札布等人,担心其再行滋事,扰边犯境,破坏安宁。清朝大臣们一时间“议论沸起”(《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第一件),不少廷臣“以舍楞同来情属叵测,而主张慎重行事”,也有的大臣认为“不宜收俄罗斯叛臣,虑启边衅”,还有的认为“舍楞系出尔反尔的奸诈之臣,应收尔诛之”。

  乾隆在得到舍楞等人的情报后认为其获罪远遁,岂敢重返,自投罗网。当确知有舍楞等人后,他根据大多数大臣的意见提出:“若舍楞、劳章札布等前来,则酌情安置等属众,将尔等安抚诱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第二十四件)。”就是先以招抚手段把舍楞诱来,来了以后怎么处置,是赏、是罚,待诱来再说。当乾隆得知舍楞的投诚的态度后,他的思想有了重大的变化,他认为“舍楞一人,岂能耸动渥巴锡等全部,且俄罗斯亦大国也,彼既背弃而来,又扰我大国边界,进退无据,岂将焉往?”进一步认识舍楞部众“此次伊等前来者,并非我以武力索取,乃是伊等自愿亲自乞来,反而将其治罪之理乎?”而应“往咎概不介意,前罪一律宽宥,还特加恩赐,照杜尔伯特之例,接济产业,分定游牧,伊之所属部众 ,仍归伊管辖……尔等可进京入觐,分享圣主恩赐(《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折,第二件)。”乾隆对舍楞的过去是不介意,以前的罪全部宽大处理,并且因为投诚还要大加奖赏,不仅奖赏,还要按前几年杜尔伯特部投诚者的例子,帮助他发展畜牧业,并给他划定游牧地,他所领导下的部落和人民,仍归他舍楞管理和统治……他和劳章札布等人可以进京朝拜我大清皇帝,享受我分给的恩赐的物品。乾隆这番话确定了清政府对舍楞等人的政策,这就当时的历史情况来说,是客观的,是进步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三、救济

  土尔扈特人东归,深受清朝政府的重视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欢迎。乾隆命舒赫德等“分拨善地安置,乃购运牛羊粮食,以资养赡,置办衣裘庐帐,俾得御寒,并为筹其久远资生之计,令皆全活安居,咸获得所(《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九,三十六年辛酉)。”由陕西银库内拨银300万两,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等地的各族人民,以大量的物资供应土尔扈特,计有马、牛、羊20万头,米、麦41万石,茶2万余封,羊裘51万多件,棉布61万多匹,棉花59万余斤,以及大量的毡庐等(马汝珩、王思治《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准噶尔史论文集》第34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些物资及时帮助了土尔扈特人民渡过难关,使他们皆安居得所。

  四、朝觐

  1771年8月5日,渥巴锡在舒赫德陪同下,到巴里坤西木垒之时,舒赫德接乾隆皇帝命令,返回伊犁主持安置,由色布腾巴拉珠尔陪同直奔承德。

  清政府为了接待渥巴锡,令沿途官员对其一行要“设宴款待”,并要求“在宴筵伊等时,须显示大方,为之丰盛热情”。而且对渥巴锡一行所用马匹、牲畜“务必多备,不致耽误伊等上路”。沿途地方大吏因玩忽职守,接待不周而被革职者有总兵恒德、山东按察使德文、口北道明琦、知府博尔敦、怀安知县何燧。甚至山西巡抚鄂宝,直隶总督杨廷璋也为此受到申斥。为了慰问土尔扈特首领沿途辛劳,乾隆皇帝两次送荷包、桂子,“权且分赏来朝之众”,并谕告“待伊等抵达承德避暑山庄后,仍赐宴恩赏多样朝物(《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二,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日至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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