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乡村41年的变化
时间:2019-05-27 | 来源:新疆日报 | 作者:张小红
  1978年,我出生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的一个小乡村。

  小时候,从村里到乡里的唯一一条路有18公里。家里开了一间杂货店,每周父亲都要赶着毛驴车去乡里进货,每次一个来回就是一天。

  父母经营杂货店,开启在村里代销生活用品的先河。每次去乡里进货,父亲都要去乡里的邮局看一看,如果有本村的信,他就带回来送到村民家。一来二去,父亲成了义务“邮递员”。

  真正的邮递员也常到我们村挨家挨户送信。他们穿着绿色制服,骑着自行车,挂着绿色邮包。每当听到清脆的车铃响,就是我们一家人欢乐的时刻——老家来信了。后来因为搬迁,逾千人的村落剩下40余户,父母坚守了下来。村里的信件量锐减,邮递员的身影也少见了。爷爷奶奶相继离世后,老家的信也少了,在家门口再也听不到清脆的车铃声了。

  1992年,我到乡里的中学上学,每周都会在这条通往乡里的路上骑自行车来回走一趟。当时,在外地上学的哥哥姐姐会把家信寄到学校,我成了一家人的信使。大多信件常常是周一收到,周六再由我带回家。父母让我写好回信,周一再去邮局寄信。我粗算过,在疆外上学的姐姐,来信至少要用5天时间送到我的学校,等到父母收到信要10天左右。后来,我也去了外地上学,常常寄信回家。每逢寒暑假,我会提前半个月时间给家人寄信,父亲会赶着毛驴车到乡里接我回家。我上中专的第一个暑假,父亲从乡里回来,一次带回了20封同学们给我写的信,然而这些信根本就不是同一天送达的。

  后来,村里有户人家第一个安装上了电话,这部电话成为当时我们村唯一一个与外界快捷沟通的工具。似乎一夜之间信件就少了起来。

  母亲20岁来到新疆,只有回老家探亲、看病就医、接送孩子或者有重大事情才出村子。有一年春节前,母亲骑自行车到乡里给我们买新衣服,回来后只说了一句:“这条路啊!”当我在外地求学,体会到城市生活的便捷后,对母亲的那种无奈有了深刻体会。就在电话没有完全普及到农村各家各户的时候,我们家搬离了农村,于是那条路我们就很少走了。

  近日,父亲接到村里的电话,是关于土地确权登记的事,他专程回了村里一趟。回来后,父亲感慨万千,现在村里变化可真大,乡里到村里是一条平坦笔直的柏油路,土地流转后连片种植,春种秋收都实现了机械化。孩子上学校车接送,学校有营养午餐,村民的住宅都是按安居房的建筑标准设计建造……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话、手机、电脑。信件减少了,包裹、快件多了起来。覆盖到村的物流体系也建立了起来,县域内收发包裹基本是当日或次日送达。

  前不久,我带着孩子走了一遍那条18公里的路,不同的是,我们坐着轿车,一条笔直平坦的道路引领着我们,很快就到了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庄。

  依旧是那个村庄。昔日家门口的小路全部硬化,村庄院落整体改造,文化墙彩绘既有村规民约,又有以绘画形式讲述村庄发展、时代变迁的内容。连片种植的麦子油绿葱茏,正在拔节孕穗。

  邻居大娘热情地邀我去她家做客,她说:“这年头好事连连,农业税取消了,农民购买农机具国家还有补贴。我们农民看病享受医疗保险政策,老了能领到养老保险费。几年前我患了眼疾,什么也看不到,是驻村工作队队员帮我联系,做了白内障手术,现在我的眼睛也恢复正常了。”这时,邻居大娘的手机响了,她掏出手机与在外地务工的儿子视频聊天。

  我有幸见证了一个乡村41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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